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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如何给学生讲五四精神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0:43:48 阅读: 来源:剥线机厂家

瓜田推荐辞:长期以来,我们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多采取极为实用的态度,于是五四精神被剥离得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爱国主义的壳子。作者的议论让我们可以重新思索一下,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多少好东西被弄断了流。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随着政治气候的宽松,对“五四”的研究开始出现“众声喧哗”的局面。关于“五四”的研究不再是既有的“政治结论”一统天下,这自然是好事情。然而,随着“五四”研究“多元”言说时代的到来,“五四”这个历史符号也愈加暧昧难明,“五四”这一段历史也有被搅成历史糊涂账的危险。

1996年,海外学者、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林毓生到上海访学。在一次有众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会的演讲中,林毓生被问及“如何继承五四遗产”的问题。大家就是大家,林毓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一语解纷,一言息讼,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困扰了中国学界多年的问题。林毓生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把“五四”这个价值符号分成三个层次:五四的口号;五四的理念;五四的精神。林先生的结论是:口号可以商榷;理念可以批评;但五四的精神不能丢弃。

那么,“五四”精神的内涵有哪些?或者说,我们今天必须继承的“五四”精神遗产都有哪些层面?我尝试把五四精神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:民主精神;科学精神;人道精神;个人主义;自由精神;独立精神;批判精神。

“五四”的诸般精神取向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史的洪流中历经沉浮,命途多舛,其中亦多有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者。比如“民主精神”:国民党统治时期,“训政”阶段一再延宕,“民主”的兑现终至无期。放眼目下,讨论“民主”的危害竟也成一家甚至诸家“学说”,以致王朔先生说这就像“一群太监在一起大谈性生活有多么伤身体。”再比如“人道精神”:我们竟然有漫长的几十年谈“人道”色变,“人道主义”被认为是“西方资产阶级”那一套,似乎我们社会主义可以不讲“人道”似的。……其他举凡“科学精神”、“自由精神”、“独立精神”、“批判精神”,有的固然可以说曙光初现,有的则依然是我们的“仲夏夜之梦”。

讲到这里,有学生提出疑问:老师你似乎漏掉了五四的“爱国精神”?应该说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,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

“五四”这个价值符号究何所指?我们今天谈五四,其实是有两个路径的:一是指“五四运动”;一是指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。用“五四”来命名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,那是自然之事;唯独后来用“五四”来冠称“新文化运动”难免启人疑窦:“五四运动”和“新文化运动”本来分属于不同的价值谱系。“五四运动”作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当然有它的“政治关怀”;而“新文化运动”则自然不能说没有它的“政治关怀”,但更主要的毋宁是它的“文化关怀”与“知识关怀”。也许是我“小人之心”,我一直觉得把“新文化运动”称之为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也许正是为了用“爱国”来回避“新文化运动”更有深意的其他诸般价值主张。

正如因为约定俗成,我们接受了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这一说法,同样是约定俗成,我们今天谈“五四”,所指已经不是作为学生爱国运动的“五四运动”,而是发端于1915年,延续至二十年代早期的新文化运动。我们所说的“五四精神”严格讲来其实是“新文化运动”的精神。如果一定要“新文化运动”也“爱”什么的话,它既是“爱国”的,更是“爱真理”的。可以拿来作为佐证的是胡适的一件事。1933年,日寇步步紧逼,形势危如累卵。有董姓者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“爱国”高论,称要利用百姓的“无知,好对付,肯服从”,拉他们的伕,尽他们的所有供给军需,让他们去堵日寇的枪眼。针对如此“流氓爱国”的论调,“五四”先驱之一的胡适态度鲜明,他在自己主编的《独立评论》上发言:“如果这才叫爱国,亡国又是什么。”

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家恰达耶夫说:“爱祖国———这是壮丽的事情,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,那就是爱真理”,“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、崇拜的大脑、封上的嘴巴来热爱祖国”,“我首先用真理为祖国承担义务”。这些饱和着痛苦的爱的文字或可移用过来作为“五四”一代关于“爱国”的立场。(文:丁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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