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如何给学生讲五四精神

瓜田推荐辞：长期以来，我们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多采取极为实用的态度，于是五四精神被剥离得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爱国主义的壳子。作者的议论让我们可以重新思索一下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多少好东西被弄断了流。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政治气候的宽松，对“五四”的研究开始出现“众声喧哗”的局面。关于“五四”的研究不再是既有的“政治结论”一统天下，这自然是好事情。然而，随着“五四”研究“多元”言说时代的到来，“五四”这个历史符号也愈加暧昧难明，“五四”这一段历史也有被搅成历史糊涂账的危险。

1996年，海外学者、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林毓生到上海访学。在一次有众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会的演讲中，林毓生被问及“如何继承五四遗产”的问题。大家就是大家，林毓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一语解纷，一言息讼，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困扰了中国学界多年的问题。林毓生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把“五四”这个价值符号分成三个层次：五四的口号；五四的理念；五四的精神。林先生的结论是：口号可以商榷；理念可以批评；但五四的精神不能丢弃。

那么，“五四”精神的内涵有哪些？或者说，我们今天必须继承的“五四”精神遗产都有哪些层面？我尝试把五四精神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：民主精神；科学精神；人道精神；个人主义；自由精神；独立精神；批判精神。

“五四”的诸般精神取向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史的洪流中历经沉浮，命途多舛，其中亦多有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者。比如“民主精神”：国民党统治时期，“训政”阶段一再延宕，“民主”的兑现终至无期。放眼目下，讨论“民主”的危害竟也成一家甚至诸家“学说”，以致王朔先生说这就像“一群太监在一起大谈性生活有多么伤身体。”再比如“人道精神”：我们竟然有漫长的几十年谈“人道”色变，“人道主义”被认为是“西方资产阶级”那一套，似乎我们社会主义可以不讲“人道”似的。……其他举凡“科学精神”、“自由精神”、“独立精神”、“批判精神”，有的固然可以说曙光初现，有的则依然是我们的“仲夏夜之梦”。

讲到这里，有学生提出疑问：老师你似乎漏掉了五四的“爱国精神”？应该说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，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

“五四”这个价值符号究何所指？我们今天谈五四，其实是有两个路径的：一是指“五四运动”；一是指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。用“五四”来命名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，那是自然之事；唯独后来用“五四”来冠称“新文化运动”难免启人疑窦：“五四运动”和“新文化运动”本来分属于不同的价值谱系。“五四运动”作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当然有它的“政治关怀”；而“新文化运动”则自然不能说没有它的“政治关怀”，但更主要的毋宁是它的“文化关怀”与“知识关怀”。也许是我“小人之心”，我一直觉得把“新文化运动”称之为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也许正是为了用“爱国”来回避“新文化运动”更有深意的其他诸般价值主张。

正如因为约定俗成，我们接受了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这一说法，同样是约定俗成，我们今天谈“五四”，所指已经不是作为学生爱国运动的“五四运动”，而是发端于1915年，延续至二十年代早期的新文化运动。我们所说的“五四精神”严格讲来其实是“新文化运动”的精神。如果一定要“新文化运动”也“爱”什么的话，它既是“爱国”的，更是“爱真理”的。可以拿来作为佐证的是胡适的一件事。1933年，日寇步步紧逼，形势危如累卵。有董姓者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“爱国”高论，称要利用百姓的“无知，好对付，肯服从”，拉他们的伕，尽他们的所有供给军需，让他们去堵日寇的枪眼。针对如此“流氓爱国”的论调，“五四”先驱之一的胡适态度鲜明，他在自己主编的《独立评论》上发言：“如果这才叫爱国，亡国又是什么。”

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家恰达耶夫说：“爱祖国———这是壮丽的事情，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，那就是爱真理”，“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、崇拜的大脑、封上的嘴巴来热爱祖国”，“我首先用真理为祖国承担义务”。这些饱和着痛苦的爱的文字或可移用过来作为“五四”一代关于“爱国”的立场。（文：丁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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